NBA押注官网木兰是被子植物的代表，茶树起源于第三纪宽叶木兰，这已被学术界所公认。著名的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1978年正式由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描述发表，就发现于普洱市景谷盆地芒线。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时代定为渐新世，是第三纪晚渐新世植物群遗迹，距今约3540万年，是以宽叶木兰(新种)为主体的植物盆地芒线群化石，在地质古生物学上被称为“景谷植物群”，仅见于景谷盆地，也是我国少见的渐新世植物群。

　　继后，云南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所又在景谷芒线年命名为“三号沟组”。地层厚度大于1592米，时代修改为早中新世。据地质古生物学家调查考证后认为：我国木兰化石只有两个种，一是宽叶木兰(新种)，只产于云南景谷，其时代为第三纪晚渐新世；二是中华木兰，产于云南的七个县。其中就有普洱市的三个县：景谷、景东、澜沧。

　　中华木兰较宽叶木兰晚，时代为晚第三纪中新世，距今约2500万年。由于景谷芒线埋藏最早的宽叶木兰化石的出土，为引证茶树的最原始产地在滇西南地区增添了古植物依据。地质古生物专家论证，茶树即是由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演化的结果。景谷是茶树发源的一个中心地带。

　　景谷有野生大茶树，栽培型大茶树、古茶区。有关史料记载和调查证实，令正兴镇黄草坝村干坝子山岭的大尖山、困庄大地、大水缸3处，有野生茶林2000亩，其间有许多数百年的大茶树，困庄大地有一株树高20米，基部干径88N米，幅宽165米、树龄约400多年。凤山乡顺南光山的2300～2500米高的山上，有野生茶树1000亩，与镇沅田坝野生茶树接壤。景谷乡文山村大黑石岩山，有大黑龙潭野生茶林1000亩，茶树干径在30厘米以上，山下两侧为景谷、凤山的茶叶产地。景谷乡文东村大中山，有野生茶林500亩，益智乡大田村大绿山，有野生茶林500亩，可以说这些与茶树起源地带是密切相关的。

　　景谷的栽培茶历史也是悠久的，正兴镇黄草坝董、杨二姓家就栽种有“南宋茶”。先为自种自食，以后渐为商品出售，至今已传九代人了。景谷民乐乡有百年以上的大村秧塔大白茶，有钟山乡勐麻、龙墉的太叶种茶山，有景谷乡苦竹山、马鹿山茶山。

　　民国时期，景谷街年销茶100吨，民国26年(1937)销售茶叶5500吨。景谷茶区以江河为中心的生产区域，在小黑江上游、景谷河、大村河、新村河，文绍河等流域的半山区或山区均为茶叶产区。民国23年(1934)，景谷县属条区有8个区18个乡，成为云南著名茶区。1949年时，全县有茶同11000亩，采摘面积10200亩，产茶128吨。

　　清代民国以来，景谷茶叶的加工全部过程均为手工操作，茶农把茶叶从茶树上采摘下来，先杀青、再揉捻，又晒干成毛茶。史料载日：“晒青茶乃普洱茶种类。农家采之、炒之、揉之、晒之而成。”

　　毛茶按采制季节分为春茶、二水茶、谷花茶、阳春茶四类。各类毛茶经初加工后，还要进行人工拣剔，把老叶、粗茶、、茶梗、杂物剔除，即为商品毛茶出售。晒青茶的手工加工方法，一直沿用到1952年。而精加工的普洱茶早在清代就有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景谷街人李文相创办制茶作坊，用优质晒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压月饼形团茶，又名谷茶。光绪二十八年(1902)，团茶运销下关，被私商“茂恒”、“永昌祥”仿制成“碗形茶”，经昆明、昭通运到四川叙府(今宜宾)、沱江一带销售。茶商大作广告“沱江水，下关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于是该茶畅销无余，并被誉名沱茶，随后又以产地称为下关沱茶、云南沱茶。团茶的加工，奠定了沱茶的雏形，景谷成为云南沱茶的原产地。“景关茶”又叫“谷庄茶”，系用景谷晒青茶作原料，在下关加工，故称“景关茶”，质量甚佳。

　　民国时期，景谷县内有私人加工作坊15家，加工团茶(分四两装、五两装)、小饼茶(二两装)、大饼茶(八两茶)、方茶、茶膏等。方茶模制有福、禄、寿、禧字样和无字两种，有字的为礼品茶、无字的为普通茶。团茶5个为筒，方茶四块一包，小饼茶10个一筒，大饼茶7个为筒，故称“七个饼茶”。大包装，以竹篮内衬笋叶，分层装实，封口成件，分类入仓待运。

　　新中国成立后，商业部确定景谷为边销茶产区，1959年景谷县茶厂在县城建成，1960年初投产，以县内原料加工心脏形宝焰牌紧压茶，六、七十年代，景谷茶厂生产的“宝焰牌”紧茶，我看见内飞票为下关茶厂，实际是在景谷茶厂生产的，我亲眼所见，专销。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便问了我的老朋友――茶厂的李希白师傅，他对我说，“认这个宝焰牌子”，他为我解开了这个谜案。李希白师傅之子李文庆先生，现在还保存有景谷县茶厂生产的心脏形紧茶。

　　1978年，云南省定景谷边销茶为政治任务。1967年以后，景谷茶厂又制方块紧压茶，生产“景谷茶砖”，年加工成品250吨，调供下关茶厂原料150吨。1978年当年县茶厂加工茶叶441吨，创最高水平。1980年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外销茶品种，扩大内销茶加工量。1960～1990年，30年间共加工边销紧茶7.497吨，年均加1250吨，为边销、内销、外销三大茶类之首。1979年，景谷县茶厂用晒青毛茶5～10级作原料，制成普洱茶调供出口，1980年投入批量生产，1983年获得了国家对外贸易部“出口产品，质量优良”荣誉证书，1986年创年加工量2123吨的好水平。自1980年至1990年累计加工普洱茶成品1565吨，年均加式157吨。值得一提的是，省里过去制定的“滇青毛茶收购标准样”，就是由景谷县茶厂制样的。上面我亲眼所见的这些景谷茶叶加工特点值得继承、弘扬和发展。

　　清代景谷的茶叶贸易为官商经营，茶商多为官吏。“清雍正七年(1729)设普洱府，攸乐设同知，威远(今景谷县)、镇沅、恩乐设流官，争茶山之利。”这是《滇云历年传》中的记载，说明当时景谷的茶叶产销受官府控制。

　　到民同时期，景谷茶叶的贸易有较大发展，经贸扩大，商家增多，自民国元年(1912)景谷区出现私营茶庄后，景谷街成了景谷、景东，镇沅三县的茶叶交易中心，每年春茶上市期间，举办“春茶会”，外地客商马帮云集，周围茶区振泰、塘房、民

　　乐、钟山、凤山等地出产之茶，云集入市，交易兴旺。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9年(1920)，县属茶区，年产茶30万斤，运销滇西。景谷县境内，每适牛羊街期，四山八路之茶汇集大街小巷，商农之间自由成交。县内茶叶购销集市主要是景谷街、龙塘街、勐倮(民乐)街、海孜街、抱母街、威远大街。

　　民国26年(1937)，仅景谷街年成交茶叶1.1万多老担，成交额22万银元。民国36年(1947)，景谷街年购销0.8万担，春尖茶每担购价200银元，一担茶换米最高930斤，最低500斤?，为茶价最好时期。交易的茶商有行商和坐商两种，行商有来自四川、昆明、维西、宣威、腾冲、下关、新平、普洱等地的商人，多为季节性经营，坐商有当地资本较大的富户。民国时期，景谷晒青毛茶经下关加工的“景关茶”。散销至省内外藏区，部份私营作坊加工团茶、饼茶、方茶，运销省内外。昔日景谷茶叶的经贸，在整个普洱茶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份额。

　　昔日景谷有东线、南线、西线、北线马帮古道。东线即从景谷县城发往威远渡口、那养坡、猛丙、小白庙丫口、暖里、橄榄树丫口、勐乃、高桥、芒谷、铁厂、西萨到普洱，全程三个马站(一个马站30公里)；再经磨黑东上把边江、通关、墨江、元江、扬武、峨山、玉溪到昆明，全程15个马站，往返需时一个月，这叫“官马大路”(从县城到磨黑的马道是由县城经铁厂、宽宏、岔河、刮风丫口、黄粟山到磨黑，全程4个马站)。

　　南线即从县城到勐主，从勐主到思茅。从勐主到澜沧。西线从县城到临沧，从县城到勐戛、双江。北线从县城沿官马大路经芒冷、芒玉、龙塘街、文连至景谷街，又经振泰草皮街、里崴、文井至景东，再往南涧、弥渡、到下关、中甸、德改达。滇西后路马道中的景谷茶叶出境运销，多走东线和北线两条“宫马大路”。

　　1959年景谷县茶厂建成，1950年初投产，主要加工边销紧压茶，当时有厂房面积1200平方米，备有分筛、风选、土烘房、蒸茶、压茶等加工机械10多台，职工7C多人，为国营企业。

　　1980年随市场的变化，加工经营范围扩大为边销、外销、内销3大类，1981年茶厂原属县茶叶公司，实行加工经营独立核算。1986年深化改革，与茶叶公司合并经营核算，成为收购、加工、经营的中型企业。

　　1987年调整关系，归县计经委领导，实行承包经营，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茶厂有建筑面积1.12万平方，其中生产用地5524平方米，职工109人。加工机械有3S台。年可加工茶750吨，实际加工量1988年这511.3吨。1990年完成加工量392吨。加工经营产品有：出口普洱茶、边销紧压茶、内销花茶、配茶、普洱大叶青、春尖、春蕊等17个花色品种，产品销往港澳地区及省内外市场。1990年8月在县城北郊石板村建年加工成品1750吨的精制茶厂，1992年投产，生产15年后的2007年，景谷县茶厂拍卖给云南茶马司茶叶有限公司经营。

　　景谷县还有民营企业“景谷白龙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景谷万润利茶叶有限公司”、“景谷大白茶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企业)等。大白茶公司主要开发云南大叶茶种地方优良群体品种独特的，以“秧塔大白茶”为原料的大白茶贡品系列产品。

　　俄罗斯人酷爱饮茶。据说，茶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家庭饮料”，在俄罗斯几乎人人饮茶，按人口计算的茶叶消费量排在世界前列。俄罗斯人视饮茶为人生一大快事，并且在长期的饮茶历史中，形成了独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饮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宏观角度对俄罗斯茶文化的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却相对不足。本文考察了俄罗斯茶文化的历史演变及俄罗斯茶文化的特色。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NBA押注官网。 一．17世纪俄国的茶文化 (一)俄国人初识茶 中国是茶的祖国，世界各国把茶作为饮料及其茶的栽培，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俄罗斯的茶文化就与中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1)。但是直到9世纪，东斯拉夫人的一些部落才以基辅为中心结成“基辅罗斯”公国，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中亚显然先于俄国接触到茶，那么俄国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接触到茶呢?据有关资料记载，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是在1567年，“这一年俄国人彼得洛夫和雅里谢夫向本国介绍报导茶树的新闻，为俄国茶事记载之开端”(2)。而在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关于茶叶进入俄国的时间是在16381640年，是经过蒙古传到俄国的。1638年，俄国使者奉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沙皇之命出使阿勒坦汗廷，席间他们喝的是茶，回国时阿勒坦汗向沙皇回赠了4普特(大约64公斤)的砖茶。回国之后，使者把茶叶献给沙皇。但是皇宫中的大臣们都不知如何使用，有位来自远东地区的侍女知道如何使用，只见她从容地支起火炉和水壶，破碎砖茶，放在水中熬煮，片刻整个皇宫中弥漫起浓浓而又醉人的茶香，品尝的人都赞不绝口，沙皇也喜欢上了这种饮品。砖茶就这样登上了皇宫宝殿，成了皇宫贵族中的奢侈贡品，从此俄罗斯便开始了饮茶的历史。1675年受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俄籍希腊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在他的出使报告中有关于中国茶叶的详细记载。他赞许道:“这不是树，又不是草，它生长着许多细细的枝条，花略带黄色。夏天先开花，香味不大，花落之后，长出绿色的小豆，而后变成黑色。那些叶子长时间保存在干燥的地方，当再放到沸水中时，那些叶子重又呈现绿色，依然舒展开来，充满了浓郁的芬芳。当你习惯时，你会感到它更芬芳了。中国人很赞赏这种饮料。茶叶常常能起到药物的作用，因此不论白天或者晚上他们都喝，并且用来款待自己的客人。”(3)这说明俄国人当时对茶叶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茶叶的早期输入 俄国人开始饮茶后，茶叶也就作为一种商品进入俄国的市场。这主要是借助中亚各国商人之手完成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人先后建立了托博尔斯克城和托木斯克城，这两地很快就成为俄国商人与中亚各国商人交易中国货的地方。布哈拉商人在长途贩运中从事中俄中介贸易，他们把大量的中国商品包括茶叶转售给俄国商人。俄国商人直接得到的中国商品茶来自中国蒙古人。17世纪中叶，托木斯克已成了俄国商人与中国厄鲁特蒙古进行交易的主要地点之一。据托木斯克海关统计，1654－1658年间有中国大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厄鲁特蒙古商队运入托木斯克。此外，俄国人也曾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沿岸从中国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处交换到了中国茶叶。这一时期，俄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尚属少量的、偶然性的，在中俄贸易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正是通过这些间接与直接的贸易，俄国人对中国茶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产生了兴趣。《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商人和政府就依据条约规定，纷纷组织私、官商队到北京进行贸易，中国史籍称之为“京师互市”。俄国商队在中国采购的商品中，茶叶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仅1692年，返回尼布楚的商队就带回中国茶叶300箱，这是前所未有的。1694年和1697年的两支商队，分别带回中国红茶、绿茶21普特14俄磅和25普特5箱”(4)。此外，库伦(今乌兰巴托)也逐渐成为中俄间的另一个互市场所。到18世纪20年代，由于中俄关系恶化，京师互市和库伦互市都衰落了，但是中国茶叶并没有停止输入俄国，因为在嫩江和齐齐哈尔市场上也有小额的茶叶贸易，主要由此时已经养成饮茶习惯的俄国哥萨克在齐齐哈尔等地采购茶叶以供应俄国市场。总的说来，当时从中国进口茶叶，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数量也有限。因此，茶在17世纪的俄国成了典型的“城市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有钱人，喝茶一度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二．18世纪俄国的茶文化 (一)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 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恰克图遂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市场。于是许多俄罗斯商人和由山西人组成的“西邦茶商”便结成商队，从张家口出发，分别由新疆、内蒙等地NBA押注官网，行程4300余里，将茶叶运至恰克图，从中谋取暴利。1735年，伊丽莎白女皇还特别建立了私人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运送茶叶供给宫廷、贵族与官员使用。但总的来说，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输入量不多，1749年只输入9000磅(约245．4普特)。因此，茶的价格很贵，当时莫斯科茶价每磅15卢布，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不过这也表明俄国上层十分喜爱饮茶，不惜重金购买(5)。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亲自参加华茶陆路运俄的开幕典礼之后，中国茶叶输入俄国的数量开始大增。1755年1762年间，俄国进口了6000普特的茶叶(主要是白毫茶、珠兰茶和绿茶)，50007000普特的砖茶，17621785年俄国每年从恰克图输入的茶叶近3万普特，占全部从中国进口商品的15%左右，排在棉布之后居第二位。18世纪最后3年增加更迅速，1798年为46997普特，1799年为52343普特，1800年再增加到69580普特(6)。17851792年清政府第三次闭关期间，俄国人不得不购买和饮用从英国、荷兰和丹麦运来的茶叶，付出三倍或四倍的价钱。这种情况直到1792年才改变，这一年2月19日，中俄双方缔结了第一个以边境贸易为内容的《恰克图市约》，5月初，恰克图重新开市，中俄茶叶贸易从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p#分页标题#e# (二)饮茶之风的逐渐普及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俄国西伯利亚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西伯利亚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西伯利亚商人向来被俄国政府所轻视，被称为“贫乏的人”，然而就是这些“贫乏的人”到了18世纪末许多已经富裕起来，以至于成了在西伯利亚许多城市里占统治地位的高贵市民。茶叶不仅成了西伯利亚每个家庭的必须品，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当时商人们会把来访的客人没有见过的各种茶叶拿出来给客人喝，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在贵族及城市上层消费引导下，到18世纪末，茶叶市场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如当时的马卡里叶夫、现今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茶叶也开始进入百姓生活，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开始流行，茶叶已经成为广大俄国居民的生活必须品。俄国人认为茶叶具有舒心、提神、醒脑、养气、去闷和解忧的功效，在工作之余，喝上一杯茶可以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他们最爱喝的茶是红茶，这种茶经过揉、卷、发酵和烘干等几道工序，泡出来的茶水具有一种特殊的色香味。从口味上来讲，俄国人更喜欢喝甜茶，因此他们在喝红茶时一定要加入糖、柠檬片或者牛奶，有人在喝茶时口里爱含一块糖，也有人喜欢把糖放在茶水里，再加上一些牛奶或乳皮、香草等。这种独特的“俄罗斯茶道”，也别有一番风味。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还喜欢喝一种不是加糖而是加蜜的甜茶。在俄国的乡村，人们喜欢把茶水倒进小茶碟，手掌平放，托着茶碟，用茶勺送进嘴里一口蜜后含着，接着将嘴贴着茶碟边，带着响声一口一口地吮茶，喝茶人的脸被茶的热气烘得红扑扑的，透着无比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喝茶的方式俄语中叫“用茶碟喝茶”，有时代替蜜的是自制果酱，喝法与伴蜜茶一样，这是从18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在俄国乡村比较流行的饮茶方式(7)。 (三)茶炊、茶具的出现及使用 随着饮茶之风的普及，精致的茶具也出现了。俄国人饮茶一定要有茶具，不仅如此，他们对茶具的材质也非常讲究。最初，俄国的传统茶具是罗蒙诺索夫工厂生产的网格花纹的青花瓷茶具。俄国人不喜欢用玻璃器皿作为茶具使用，就连有着奢华杯托的玻璃杯也很少在茶饮器具中见到。这不仅是因为玻璃杯使用起来非常不便，更是因为自叶卡捷琳娜时期起，人们就将玻璃杯视为下等器皿，使用它的通常是穷苦人家或者对生活没有妥善安排的单身汉，上流社会则以收集瓷质茶具为乐。与其他有着茶传统的国家(如中国、日本、英国等)不同，在俄国，当茶沏好后，茶水与茶叶是分开放的。正因为这样，在俄国不仅有一般的茶具，还有专门装盛茶水的器皿。当时人们常用茶炊和小酒器装盛茶水。茶炊出现于18世纪，是随着饮茶之风的逐渐普及而出现的。茶炊的制作与金属打造工艺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究竟是何时打造出第一把茶炊已无从查考。据记载，18世纪早期在乌拉尔地区出产的铜制器皿中就有外形类似于茶炊的葡萄酒煮壶;但真正意义上的俄国茶炊直到18世纪中下期才出现。当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用途的茶炊:茶壶型茶炊与炉灶型茶炊。茶壶型茶炊的主要功能是煮茶，也经常被卖热蜜水的小商贩用来装热蜜水，以便于走街串巷叫卖且能保温;它的原理就在于茶炊中部有一竖立的空心直筒，可以盛热木炭，茶水或蜜水则环绕在直筒周围，从而达到保温的功效。炉灶型茶炊的内部除了竖直筒外还被隔成几个小的部分，用途更加广泛，烧水煮茶可同时进行。这种功能使它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除家庭使用外，还深受旅游、旅行者的青睐。在野外只要是能找到燃料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就地摆上炉灶型茶炊，做一顿野外午餐并享受午后茶饮的惬意。茶炊的外形也是多种多样，有球形、桶形、花瓶状、小酒杯形、罐形，以及一些呈不规则形状的茶炊。茶炊出现后迅速普及，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茶炊成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器皿，受到俄罗斯人的喜爱。漂亮的金属茶炊光彩夺目，使室内四壁生辉，是一种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美学意味的家庭工艺品(8)。 三．19世纪俄国的茶文化 (一)茶叶贸易额的迅速增长 进入19世纪，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固地占据了第一位，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9)。一直到19世纪末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之前，茶叶贸易一直在中俄陆路贸易中居核心地位。由中俄商队共同经营的陆上茶叶之路从莫斯科到中国福建，长达4万多里，堪比丝绸之路。俄商在缺少交换手段时甚至用黄金白银等购买中国的茶叶，足可见俄国对茶叶的需求有多迫切。此外，应俄国政府的一再要求，清政府被迫同意开放伊犁和塔城为开放口岸，从而有大量的茶叶从新疆地区输入俄国。俄国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激增，从1798年的约1．3万担到19世纪30年代的约4万担，增长2倍以上。“这一期间，俄国输入中国茶叶的增长率超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长”(10)。俄国进入帝国主义后，也想尽办法控制中国的茶叶贸易，进行经济侵略并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竞争。比如在汉口，19世纪末俄商完全取代了英商，全面垄断了汉口市场。除从中国输入茶叶外，俄国也开始从印度输入茶叶。到了19世纪中叶，作为茶叶的集散地，莫斯科已经有了100多家茶叶专卖店;300多家茶叶作坊。 (二)饮茶之风的盛行 进入19世纪，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开始盛行，以至于茶迅速成为俄国的民族饮料。喝茶成为俄国各色人等消遣的一种方式，朋友、亲戚、家庭成员之间在工作之余或节假日，围坐一起，一边品尝，一边交谈，别有一番情趣。不仅如此，茶还对社会生活、文化乃至语言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给小费便叫“给茶钱”。饮茶已成为俄罗斯人每日不可缺少的一项生活内容。19世纪初，莫斯科州的彼得西林先生的工厂主要生产茶炊，年产量约3000个;到19世纪20年代，离莫斯科不远的图拉市则一跃成为生产茶炊的基地，仅在图拉及图拉州就有几百家加工铜制品的工厂，主要生产茶炊和茶壶;到1912－1913年，俄罗斯的茶炊生产达到了顶峰阶段，当时图拉的茶炊年产量已达66万只，可见茶炊市场的需求量之大，也说明此时饮茶之风在俄国是多么的盛行。甚至连军队也越来越离不开茶，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有茶叶供应的部队，冻伤率及患病人数都低于其他部队。于是，从1886年起，俄军便正式把茶叶和砂糖列入军需食品，配发给条件比较艰苦的部队。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苏军中更是普遍供应茶叶，这就是有名的“军茶”。到19世纪中期，茶炊的类型也基本确定为三种:茶壶型(或也称咖啡壶型)茶炊、炉灶型茶炊、烧水型茶炊(只用来烧开水的茶炊)。19世纪，俄国出现了很多记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如普希金就曾记述俄国“乡间茶会”的情形，还有些作家记载了贵族们的茶仪。从记载来看，俄罗斯上层社会饮茶十分考究，使用很漂亮的茶具，茶炊叫“沙玛瓦特”，是相当精致的银制品。茶碟也很别致，俄罗斯人喜欢将茶倒入茶碟再饮用。中国的陶瓷茶具非常受欢迎，式样与花色都与中国壶相似，但瘦劲、高身、流线型纹路带金道的壶身则是欧洲特色，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作品。俄国上层人士在饮茶礼仪上也十分讲究，并且区别于乡间茶会的悠闲自在，而是相当拘谨，有许多浮华做作的礼仪。但这对俄国茶文化的发展并非坏事，因为他们学习了欧洲贵族们的派头和中国传统的茶仪茶俗，使得俄国茶文化迅速发展起来。#p#分页标题#e# (三)茶树的试种与茶业的开始 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俄国人开始尝试种茶。俄国绝大部分领土地处亚寒带气候区，不适宜种植茶叶，但俄国人并没有放弃。1883年俄商人从中国购买了一批茶籽茶苗，栽植于尼基特植物园内，由于自然条件不适宜，生长得不好。1884年把茶树移植于苏呼米和索格茨基的植物园及奥索尔格斯克县列茹里山村的米哈依埃里斯塔维植物园，并采摘鲜叶，依照中国制法，制成样茶，这是学习中国制茶的开始。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中国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制成的茶叶品质良好。这时候在苏呼米也有两所规模不大的茶场采制茶叶。1889年，以吉洪米罗夫教授为首的考察团到中国和其他产茶国家研究茶业技术。回国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115公顷。在沙里巴乌尔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采摘茶园的鲜叶制茶。由于茶厂的条件不好，所以加工出的茶叶品质也不好。甚至在查克瓦条件优越的茶厂里加工的茶叶，也不能满足当时消费者的要求(11)。于是俄国人便产生了来中国聘请茶叶技工、技师指导种茶、制茶的想法。1888年，经常往返于中国的俄罗斯茶商波波夫访问盛产茶叶的浙江宁波，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制茶高手刘峻周，波波夫非常欣赏刘峻周的才能，经过多年苦劝，直到1893年，刘峻周终于同意前往俄国。1893年，刘峻周携带茶籽、茶苗到格鲁吉亚阿扎里亚栽培茶树。经过3年试验，获得成功。3年期满后，刘峻周受波波夫委托回国再选一批优良茶籽，并于1897年5月带全家重返阿扎里亚，继续植茶，茶园面积逐渐扩大到十多公顷，并按中国生产方式办起制茶厂。1900年，该厂所产茶叶在巴黎世界展览会获金质奖章，引起沙皇政府关注。1901年，受沙皇政府邀请，刘峻周到卡柯夫筹建茶厂，年产茶二千磅。同年，获沙皇政府三级奖章，这是没有取得俄国国籍而受勋的第一个中国人(12)。 四．前苏联时期的茶文化 (一)苏联政府对茶叶事业的重视 十月革命前茶叶试种虽然取得成功，但进展很缓慢，七八十年间只发展了1万5千亩，而且70%集中在封建官署和茶商波波夫手中。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茶叶事业非常重视，继续聘请刘峻周担任苏联政府国营茶厂的经理。刘峻周工作也更加勤奋，帮助建立茶园茶圃，积极训练茶叶人才，毫无保留地把中国劳动人民累积的茶叶栽制经验传授给格鲁吉亚人民，为苏联茶叶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政府对刘峻周的劳动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阿扎里亚栽茶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10月13日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现在的格鲁吉亚盛产茶叶，黑海沿岸茶林漫山，成为茶叶基地，所产的“刘茶”，就是以刘峻周的姓氏命名的(13)。在刘峻周等人所建立的良好基础上，再加上苏联政府的重视、扶持，苏联的茶叶事业蒸蒸日上。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茶园估计约有120万亩，产量约160万担，茶区大多数集中于格鲁吉亚，这里种茶面积约占全苏的85%，其余分布在阿塞拜疆和克拉斯诺达尔等地(14)。1988年，苏联有茶炊生产厂100多家，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仅图拉市生产的茶炊就有150个品种。另外，苏联政府还拨款建立了专门的茶叶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品种、栽培和加工研究，也取得一定成就。 (二)茶叶输入的曲折发展 早在20世纪初期，俄国就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茶叶消费国，95%的居民饮茶，人均茶叶消费量仅次于中国和印度。20世纪初俄国茶叶进口曾达到7万吨左右，约占世界茶叶进口的20%，仅次于英国。一战以前，光是从中国输入的茶平均每年就超过5万吨。20到30年代前苏联茶叶进口减少到2万吨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茶叶进口大大下降，减少到万吨以下甚至千吨以下的低水平。直到50年代中期才转为恢复性增加，但是仍在较低水平上徘徊。此时苏联输入的茶叶主要来源于中国，苏联曾从中国大量进口珍眉、贡熙等绿茶，在整个50年代中苏茶叶贸易势头良好，中国茶叶在政府协议贸易的支持下，在苏联市场的占有率为40%以上。但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不再进口中国绿茶，转从印度输入大量红茶，因此时印度政府用红茶还债，印度红茶支撑了苏联时期的茶叶需求，同时扶植起前苏联政府的五月茶公司和“五月茶”。但由于还债的茶级别档次低，五月茶也就定位在了大众消费层面，进入市井小民的生活。所以到苏联解体时，大多数居民都养成了饮红茶的习惯。70年代中叶苏联茶叶进口突破5万吨，80年代中叶又突破10万吨，超过了20世纪初叶的水平。这时由于中苏关系缓和，华茶的份额也在增长。随后几年，苏联茶叶进口逐年增加，1990年增至23．5万吨的创纪录水平，第一次超过英国，因而改写了长期未变的世界茶叶进口国的排行榜(15)。 (三)实现制茶机械化 采用机器制茶，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我国早在唐朝时就已经利用水力机械碾磨，制造团茶。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也开始研制制茶机械，于是逐渐趋向于动力代替人工。制茶的特殊技术是揉捻工艺。为了实现制茶机械化，苏联科学院茶叶工业研究所做出3种连续揉捻的模型，并且完成了实验工作。“沙尔科夫创造连续操作式揉茶机，这种机器由几个独立的揉筒和一个共同的揉盘组成，以筒下面的联络槽或通过圆筒上面的输送器把茶叶转送至另一个揉筒，最后，揉筒通过分筛机。每个揉筒内装置倾斜的平面板，阻挡未揉好的叶子转移至另一揉筒，并代替压力器的作用。卡卡拉什维里式联动揉茶机是一个能转动的滚筒，筒内装置螺旋形的铁质板条和揉手与筒相反的转动。萎凋叶通过盛叶漏洞进入滚筒，揉捻后，从漏斗流入分筛机”(16)。苏联时期茶叶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机械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比较高。与此同时，苏联也培养出了一大批种茶、制茶方面的专家，甚至实现了技术的反向输出。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支援中国，其中就有茶业专家。1952年10月20日，为了帮助茶农发展茶业生产，做好茶籽选种工作，苏联农业专家拉乌莫夫、布尔丘拉兹、石建依丘克及随行10余人到了淳安县威坪茶区鸠坑乡，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当时大部分人以种茶为生。苏联专家对茶籽的采摘与保管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还介绍了他们选种的方法，在技术上进一步帮助了当地的茶农。#p#分页标题#e# (四)苏联时期的茶风、茶俗 苏联时期，茶室遍及都市、乡镇和农村，不分日夜，可随时饮茶，茶室已经取代沙俄时代的酒店。而且在火车上，清晨饮茶免费供给，旅客都感到非常方便。苏联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也处处有茶及茶炊的影子，比如1918年俄罗斯著名的画家巴库斯托季耶夫以饮茶为题材作有油画《商妇品茗》，画面左侧靠边就是一把高高立在餐桌上的铜制茶炊，通过人的视觉，传递俄罗斯茶文化的信息。苏联1978年3月3日为纪念库斯托季耶夫诞生100周年，还特意发行了绘画邮票《商妇品茗》。1941年有一首嘲讽敌人的歌曲《茶炊－火绳枪》，歌词第一段这样写道:土拉地方有群铁匠，他们的美名到处扬，造出一种新式茶炊，功能胜过火绳枪。这种茶炊能够打仗，它的构造不一样:开水泼到千里路外，烫得敌人叫爹娘。咳!这首歌曲用茶炊喻指喀秋莎火箭炮。也可说明当时茶炊的普及以及受人们喜爱的程度。此外，苏联亚洲地区的各民族也十分酷爱饮茶，并且创造出别具特色的饮茶风格。格鲁吉亚南部是苏联著名的茶区之一，那里烹茶方式近似欧洲，但与欧洲又不完全相同。格鲁吉亚式属清饮系统，但作法有点类似中国云南的烤茶。这种泡茶法需用金属壶，饮茶时先把壶放在火上烤至100度以上，然后按每杯水一匙半左右的用量将茶叶先投入炙热的壶底，随后倒温开水冲泡几分钟，一壶香茶便冲好了。这种泡法要求色、香、味俱佳，不但要看着红艳可爱，而且烹调时闻着幽香，还要在倒水冲茶时发出噼啪的爆响。所以，要求在炙壶的火候、操作的方法上都十分精巧熟练方能取得最佳效果。这在苏联亚洲地区一些民族中很流行。 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茶文化 (一)外来产品主打的茶叶市场 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大产茶区都已独立，广袤的俄罗斯领土上仅有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出产少量的茶叶。索契是俄罗斯唯一生产叶片茶并进行初加工的地方，独立之初索契年产红茶约1700吨，只占原苏联茶叶总产量的1．5%，只有两个茶厂主要生产低档的红碎茶。当时俄罗斯没有专门的茶叶商店，茶叶大多由食品店兼营，所销茶叶花色品种很单一，几乎是清一色的低档红茶。经过几年的发展，索契现在共有6家茶叶生产企业，但2007年索契仅收获600吨茶叶，不能满足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目前，俄罗斯仍是世界最大的茶叶进口国，尤其是2001年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俄罗斯茶叶进口需求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茶叶进口额从2001年的2．08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5．11亿美元。贸易自由化大大改变了俄罗斯茶叶的进口来源国。印度茶叶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大幅度下降，而斯里兰卡的市场份额则直线上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消费者偏好的变化。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好转，居民收入的提高，俄罗斯消费者偏好品质较好的斯里兰卡茶叶。目前斯里兰卡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08年斯里兰卡茶叶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高达49．2%。其他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印度(19．9%)、肯尼亚(7．9%)、中国(6．8%)、印度尼西亚(5．4%)和越南(3．8%)，上述5国的进口占俄罗斯茶叶进口的93%。俄罗斯也从欧洲进口部分茶叶，主要是进口德国和英国拼配而成的茶叶。尽管俄罗斯仍在不断进口大量茶叶，“但茶叶的进口组合正发生着变化。俄罗斯国内拼配与包装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目前，已有50%的产品包装本土化，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升了10%，这也预示着俄罗斯人正努力在本国的茶叶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二)当代俄罗斯饮茶习俗 茶在当下的俄罗斯仍然是最普及的热饮，俄罗斯人认为喝茶是人生的重要享受，也是交流信息、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因此，俄罗斯的许多机关、企业、学校、厂矿都“郑重其事”地订出饮茶时间，好让大家喝茶。饮茶时间通常是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上午茶和下午茶几乎是雷打不动的习俗。与中国人喝茶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喝茶常常为三餐外的垫补，有时甚至就代替了其中的一餐。甚至茶都可以代替钟表，“在俄罗斯人之间，如果说，这是茶前、茶后的事，人们自然会明白，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俄罗斯新闻中，也常出现关于“茶日”、“茶节”的报道。不论哪个阶层的俄罗斯人都乐于用茶来招待客人。在节日期间，人们常常邀请亲朋密友到家里作客，品茶聚会。喝茶成为人们表达友谊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民间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人们常以“请来喝杯茶”来显示主人殷勤好客。倘若去俄罗斯人家做客，正赶上主人用茶，他们会热情地向客人让茶。此时，客人也应向主人打招呼:“茶加糖祝喝茶愉快!”喝完茶后，客人应向主人致谢，可以说:“谢谢您的茶!谢谢您的款待!”现代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中仍离不开茶炊，只是传统茶炊逐渐被新式的电茶炊取代。电茶炊的中心部分已没有了盛木炭的直筒，也没有其他隔片，茶炊的主要用途变得单一，主要就是烧开水。人们通常会用瓷茶壶泡茶叶，茶叶量根据喝茶人数而定，一般一人一茶勺。茶被泡3－5分钟之后，给每人杯中倒入适量泡好的浓茶叶，再从茶炊里接煮开的水入杯。不过在现代俄罗斯城市家庭中的流行趋势是用茶壶代替了茶炊，茶炊更多时候只起到装饰品、工艺品的作用。但每逢隆重的节日，俄罗斯人一定会把茶炊摆上餐桌，家人、亲朋好友则围坐在茶炊旁饮茶，似乎只有这样，节日的气氛才能被烘托出来，人间的亲情才得以尽情喧染，而传统意义上的питьчайзасамоваром(围着茶炊饮茶)在俄罗斯乡村的木屋里一直流传至今。 (三)饮茶之风的新变化 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喜欢喝红茶，喝茶时喜欢加糖或蜜，口味偏甜。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因为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饮食带给其人口负面的因素，尤其最近欧洲掀起崇尚健康生活方式的潮流，其中包括健康的饮茶习惯。绿茶，这种降血脂、清肠胃、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茶品，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绿茶并开始尝试。在绿色潮流的推动下，中国绿茶和乌龙茶在俄罗斯市场逐渐开始绽放光彩。这除了改变俄罗斯人的传统饮茶习惯外，还使陶瓷、紫砂茶具等相关用品也越来越受到俄罗斯人的重视和喜爱。同时，也为中国茶商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实现品牌化经营，提高中国茶叶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p#分页标题#e# 随着俄罗斯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茶馆。在莫斯科，初具规模的专业茶馆已经相继建立。莫斯科目前有十多家茶馆，近一半主营中国茶。最大的“东方茶馆”占地200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一楼是一间茶商店，专门销售茶叶、茶具、与茶叶及中国文化有关的书籍。二楼是饮茶区，风格也完全是中国的古典式。目前，将茶作为礼物进行馈赠也成为俄罗斯的新时尚，因此茶馆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自制的礼品茶。除“东方茶馆”外，还有“茶文化俱乐部”、“铁观音俱乐部”、“凤凰单枞俱乐部”、“丝绸之路茶馆”等，众多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品茗场所，成为莫斯科有钱人聚会的地方。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聚会谈生意，可以买到包装精美的中国茶叶和茶具，而且可以观赏茶艺表演，听茶文化知识讲座，欣赏中国的民乐。 如今，在俄罗斯，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俄罗斯人在享受前人所创造的茶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更具特色的茶文化。茶文化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俄罗斯大大小小的工艺品、绘画、雕塑作品，甚至民间童话故事中均能感觉到饮茶文化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渗透。除此之外，在许多明信片、贺卡甚至俄罗斯套娃的花纹上我们也能见到茶文化的身影。俄罗斯所酿造的这杯“茶”真是越久越香醇。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物质财富记录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它对于今人研究历史、缅怀过去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它的保护就成为现今社会一项重要而又追切的任务。保护不仅指不破坏，还要去修缮、维护、整治，并加以合理的利用，这就需要人们在正确树立历史发展观的同时必须创建一个良好的保障体系。

　　历史文化遗产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历史实物，它记录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变迁的文化内涵。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街区甚至衣着服饰等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国际上相比较，无论是现实状况还是全民意识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形势十分严峻，保护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西南“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系列交通要道。

　　而根据我们考察，西南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据普洱茶生产考察的相关资料表明，明清时期云南境内，以普洱为中心相继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

　　一是官马大道，由普洱经墨江、元江、玉溪到昆明中转至内地各省乃至北京，南经思茅、景洪(车里)、勐海(佛海)、打洛人缅甸，这是茶马古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普洱贡茶多大部分就从这条路由驮马运到昆明再转至内地各省乃至北京的。与此同时有许多老字号普洱茶茶庄将普洱茶，由普洱经思茅，过车里(景洪)、佛海(勐海)，至打洛，而后出国至缅甸景栋，继而再转运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

　　二是关藏茶马大道，普洱茶从普洱经下关，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进入，再由中转尼泊尔等国，主力是藏胞的大马帮。

　　长路漫漫，运茶路经险障重叠，沿途既有土司、寺院设卡收过路费，又时常因动乱引起阻塞。于是商人们也要想方设法寻找其他的运茶路线。他们也曾经寻找到了从德钦经壁上土布江达墨竹工卡的进路线。每年春季们赶着骡马，满载蜂只扔、耗牛尾、麝香、虫草等物在茶市交换茶叶然后返回。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形成过程的一历史实物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茶马古道是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分别通往今川、藏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问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云南少数民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与西南少数民族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3)西南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中国沙溪寺登街区是当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云南剑川县“茶马古道”集市沙溪镇寺登街人列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曾在2001年l0月11日将云南沙溪列入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目录，其中与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一起公布人选的还有陕西大秦基督教宝塔及修道院、北京中国文化景观长城、上海欧黑尔·雷切犹太教堂。沙溪究竟在哪里，为何具有如此大的价值?翻开云南省地图册，在剑川县一页上，找到了沙溪，它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部，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东南部，在大理风景名胜区与丽江古城之间，总面积287平方千米，是一个以白族为主，汉、彝、傈僳族共居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在这西南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集市里，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沙溪寺登街古集市位于云南大理剑川的东南部，是秦汉时期古蜀身毒道(南丝绸之路)三条干线交界点上的重要集市。唐朝以来，沙溪寺登街古集市又成了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冲，它以藏族地区的毛皮、麝香、鹿茸、藏红花、贝母、虫草和云南、四川的茶叶、红糖和布匹为流通对象，以频繁的马帮商队作载体，进行着汉、藏、白、彝、纳西、摩梭等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宗教、艺术交流，沙溪寺登古集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区域深受汉藏、南亚、东南亚、西亚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街区域有完整的古戏台、庙宇、寨门、街道白族民居等古建筑构造别具一格，宽阔的街面全用条石铺砌，石板上足迹斑斑，能见证茶马古道上的小镇辉煌的历史。民风民俗古朴、白族文化繁荣，被称作“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镇内自然风光秀丽迷人，有两山两谷一水一瀑、三塔两箐、三潭各幽等几十个景观景点，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和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及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

　　三、我们认为保护沙溪寺登街区就是保护西南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制定的第一个获国际公认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雅典》指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保护文物建筑的第一个国际——一《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又称《威尼斯》明确：“历史古迹的概念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我国《文物保护法》更是明确了受国家保护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并且“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概括以上文件，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涵义。第一层意思是“不破坏”，这是保护的前提，即从现在起，停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任何人为破坏，但这个层面的保护是被动的，仅能维持其现状，却不能抵挡非人为的、自然的甚至社会环境对其造成的损坏。因此，保护的第二层内容就是需要人为地积极主动地去对其进行维护、修复，甚至在结构上使其不再受损，同时消除可能产生的火灾等隐患。第三个层面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基础设施予以完善或改造等。此外，合理地利用古建筑也是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用则生，守则死。一方面对于空关的古建筑等通过合理地选择使用单位加以利用，使得建筑“活”起来，另一方面，对于人口密集的古建筑、古镇、历史街区等应合理疏散人口，通过减负减压使其“轻松”起来，从而延长其寿命。

　　1．在历史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造成了保护的复杂性，作为保护的主体，首先必须明确各保护主体对保护持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才是保护策略的基础，当然，本文并不想对具体保护措施本身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何况在多元的价值取向前提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公众并不反对保护，问题是如何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更不是为了所谓的政绩，或者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应该理解保护的真正内容和含义。参与保护的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主要矛盾首先是“保”还是“拆”的问题，当前的现代性处于自我裂变状态工具理性和审美现代性中人本精神的张力与冲突过早地展开，经济利益的驱动造成对历史遗产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左倾的冒进思想。其次的矛盾是现代性与传统的张力。前现代传统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文化精神造成阻滞新儒学的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西方普遍的现代性，结果常常是历史遗产在原真性的教条下当作神圣的古董供奉起来，或者使历史遗产与社会现实相脱离，这是右倾的保守思想。第三个矛盾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文化思潮自身的矛盾，它打破历史真实性的教条，既拥抱现代性，又尊重传统，并将保护整合进大众的生活之中去，但是在现实中它既是颠覆性的艺术又是商业化的艺术，既否定社会现实又肯定社会现实。

　　从以上三种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历史遗产保护的文化可持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行动。前两种思想对城镇建设和遗产保护都是有弊端的，它们把现代化和传统看作是不可调和的，不仅对城市景观不利，更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不利，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两种价值取向中总是处于被动的不在场状态。只有第三种思想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将现代化与传统结合起来，并且将保护整合进大众的生活之中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是最有生命力和最具可持续性的思想。

　　在寺登街建设与发展中，从物质空间演变重构的角度，历史遗产的保护是一种通过保留现存的物质空间作为历史文化载体并使之延续、演化的创造性工作。在这一创造性的工作中，现代化和保护传统并不总是矛盾的，通过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打破传统与工具理性的种种教条和束缚，构建审美现代性的价值，将遗产保护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一创造性活动一般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即保护性的延续使用(保护为主)，将历史遗产开辟为旅游景点(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但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对文化造成的破坏)以及开发再利用(经济开发或文化引入为主，功能置换)，这三种方式实质上反映的是我们将意义赋予文化遗产的三种不同过程。

　　第一种方式是保护性的延续使用(保护为主)，适用于文化价值较高的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比如民居、庙宇，在这种情形中，历史建筑意义的赋予者又是历史建筑的使用者。在现时中，它成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这种保护方式所引发的文化解读包括历史和现时两部分，每个使用者对客体历史意义的解读可能都不完全，而且赋予现时意义更不一定相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真实意义。对于这种方式，要充分保护历史环境和建筑的原真性。

　　然而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方式由于历史建筑在经营和日常维护上不具有可持续性，经常面临经济上的窘境。

　　第二种是不再延续原有使用功能，而将历史环境与历史建筑开辟为旅游景点(保护与开发相结合)，适用于本身文化价值高或者经过再利用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历史建筑。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赋予了文化产品全部的意义，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游客)则被动的接受。此时，消费者不是历史建筑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

　　第三种方式是开发再利用(开发为主，适用于所有历史建筑)。这种方式的原则是“保留与接纳”，即保留原来的物质空间并改变建筑原有的用途，也就是说这种意义赋予形式既不是生产者主动的挖掘和消费者被动的接受，也不是使用者的个性化解读，而是生产者通过对物质客体的改变而赋予产品以新的意义。

　　一直以来，城镇总体复兴需要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旅游和文化产业确实在沙溪寺登街的历史文化保护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街区中的旅游业背后有千差万别的目的和动机，许多旅游开发项目常常是机会主义的，即项目极少来自对发展机遇的战略性评估或通盘考虑，而多出自地方条件或当地某些利益集团的一时之念。因此，公共部门在旅游规划的编制和旅游开发策略的制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地方政府鼓励和刺激这一过程，在过程中首先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于是，促进旅游业的目标，一部分是推动城镇的复兴，还有一部是带来区域的物质环境的更新。为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许多城镇都在开发它们的文化遗产以突出其个性及地域识别性。通过对街区认同感施加一种积极的影响，旅游项目有助于克服形象上的过时，从而增加信心和提高投资的可能性。开发景点、强化地方特色、保护历史遗产及文化景观，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加强对本地区的自豪感。以及增强当地的历史建筑的触觉体验，视觉美学的价值被提高，最终成为旅游者眼里的文化符号。

　　因此，具有历史文化街区可以创造出新的、或开发现有地区的以旅游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旅游场所，场所必须具备以下因素：如综合的环境改善、便利的交通设施、满足旅行舒适性需求的服务设施，以及确保这些设施正常运作的基础设施，还有保持景点清新形象的服务系统。这些“支撑性”的服务系统总是游客们消费的主要方面，并因此带来比观光点本身更大的经济效益，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住宅、餐饮、运动和娱乐设施的大幅度增长。所以，成功的旅游景点服务对地方经济会有一个积极的增殖效应。

　　浮梁县千年的茶文化深深的扎根在了每一个古村落中。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中，浮梁县有二十余古村落中发现大量茶文化遗迹，以严台、沧溪、瑶里、磻溪、勒功等乡村茶文化遗产最为丰富。严台村，2009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殊荣，目前村落中保存较好的主要是两个茶叶的制作作坊、制作茶叶的相关器具以及大面积的茶园。村内存有民国四年纪年铭文的茶叶桶，桶上写有“民国四年江恒丰店办用”；严台“天祥”茶号所产功夫红茶所获得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奖牌现存于浮梁县博物馆。沧溪村，2010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殊荣，沧溪现有茶园800亩，制茶、茶油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清末民初村内曾有6家茶号，村内现存有完整的茶商宅院，宅院占地面积大、装 饰精美，可见当时沧溪茶叶贸易的兴盛。村内还保留有传统的制茶技术。磻溪村，古时是浮梁北部的古茶市，历史上的磻溪以茶叶为支柱产业，茶园面积最大时有3000亩，产量900担，茶号数十家，茶商收茶后直接送上海出口。清末民初，村内有茶号24家，是红茶传入浮梁的起始站。磻溪村现存有大茶商汪腾蓬茶号防伪木刻印章及其茶号账本；并且在民居中发现有民国时期制茶的茶袋子和茶箱。浮梁的茶文化与古村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茶文化的兴盛造就了现今村落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大量遗留的茶号和茶商豪宅是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古村落的巨大历史和文化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村落”。

　　景德镇生产陶瓷始于汉，唐代是景德镇瓷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饮茶风气兴起并且浮梁作为江南的茶叶集散中心极大促进了对陶瓷的需求。明清景德镇成为了全国瓷业中心，两个朝代的都将御窑厂设于此地。从古代到现代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即为茶具。如1983年新加坡一家打捞公司在南中国海上打捞出水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沉没的货船上，打捞出水的10万余件景德镇青花瓷中，约有茶具4万余件。精美绝伦的景德镇陶瓷茶具毫无疑问是浮梁茶文化旅游可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

　　浮梁的茶文化在景德镇瓷业不断的兴盛与衰落中发展，从唐宋时期的鼎盛到明清时期的衰落，从清末民初的复苏到民国末年的萎靡，再从建国初期的快速发展到今天的没落，这一系列曲折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浮梁茶文化的衰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景德镇长期隶属于浮梁县，但是伴随着瓷器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的地位大大超过了浮梁县，从宋真宗时期御赐“景德“名，到元代在景德镇置中央直属机构浮梁瓷局，再到明清时期至高无上的御窑厂，无不显示着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崇高地位。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基于此，景德镇的瓷业经济与文化大大超过了浮梁的茶叶经济与文化。在景德镇瓷业不断的兴盛之下，浮梁的茶叶经济不可避免的相形见拙。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帮有一个特色：“贾而好儒”。这既使徽州成为文化昌盛之地，而且文化的昌盛也对徽商从事商业经营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徽州文化伴随着徽商贸易在全国的展开，逐渐扩散到全国，徽州文化在这期间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浮梁处在景德镇与徽州之间，属于两者之间的中心位置。浮梁的茶叶文化就是处在两种强势文化之间，容易受到景德镇的瓷业文化与徽州文化对浮梁茶文化的强烈冲击，造成了浮梁茶文化的衰落。

　　古村落是茶文化的物化，一旦古村落文化被破坏，那么浮梁古老的茶文化就会逐渐的衰落。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浮梁古村落文化衰落几不可避免：一是村落古建筑的拆除。古建筑是承载茶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提别是一些茶号建筑，更是茶文化的直接体现。伴随着古建筑的拆除，建筑内的相关制茶、运茶、售茶的器具都会被丢弃或者销毁，这样就再也还原不了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二是制茶技艺的失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去工作而放弃学习传统的制茶技艺。目前大部分的技艺传承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年轻人压根对学习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毫无兴趣。三是古遗物的严重破坏。在浮梁县古村落的文物普查中，古遗物的破坏随处可见，在严台、沧溪、瑶里等古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当作铺路石的古碑刻，经过长年的磨损，碑刻的字迹大部分漶漫不清，有些甚至是记录茶叶贸易规定的碑刻。四是茶园种植面积的减少。由于经济原因等因素，茶园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还是以浮梁县严台村为例，在严台村江氏族谱中，绘制着晚清时期的村落图，图中耕地环绕村落，面积相当可观，由于严台村在过去主要种植茶叶，所以图中的耕地其实就是茶园的面积。但是在2008年与2013年的两次对严台村的调研中，严台村的土地萎缩严重，从十九世纪末的4000亩茶园，到如今的1700亩茶园，可见缩减幅度之大。茶叶种植的萎缩必然会造成茶叶贸易与茶文化的衰落。

　　目前的浮梁县古村落的制茶技艺中，以严台村的工夫红茶制作技艺最出名，已经被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景德镇市所有49个非遗项目中，严台村的浮梁工夫红茶制作技艺是唯一入选的茶叶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景德镇之所以能有今天极具影响力的地位，除了瓷器就是茶叶，所以在非遗项目中不能只认可瓷器的生产技艺，应加大对村落中茶叶制作技艺的扶持重视。制茶技艺的认可与扶持，对于浮梁县的茶文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伴随着经济的大开发，浮梁的古村落破坏十分严重，加强古村落的保护刻不容缓。要在制高点对古村进行鸟瞰视线控制，体现灰墙黛瓦、岚光瑞霭、屋顶韵律之美，要保持浮梁古村落的徽派风格，对严重影响或破坏古村鸟瞰视觉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近、现代建筑责令其改造或予以拆除处理。对于村落内的古民居要区分等级进行保护，等级越高证明其越重要，对等级高的建筑物要加大保护的力度和投资。对于浮梁古村落中的古建筑中有关茶叶的茶号、作坊、茶商的宅地、茶楼以及其他与茶叶有关的建筑要尤其特别的标明，在每个建筑物门前要立详细的解说牌，对于坍塌的要第一时间予以复建。

　　为了保护古村落的历史文物，应在省级和部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中建设茶文化历史馆，展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2013年12月，浮梁县通过对严台村村史馆建设的提案，正式开始建设村史馆。通过茶叶种植历史、茶叶产销历史、制茶相关古物以及制茶的相关技艺为主要内容，来展示严台村悠久丰富的茶叶历史和文化。村史馆的建设，既加强了对于茶叶文化的建设，也提高了对于古村落保护的重视。大量古老的制茶器具进入村史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制茶的技艺在村史馆展示也让人们对此种技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这项技艺。同时村史馆村史馆也作为旅游的景点之一，可以吸引大量游客，提高其茶叶历史与文化的知名度，间接地促进古村落茶叶贸易与文化的发展，为浮梁的茶文化复苏起到重要的作用。

　　古村落文化在今天吸引了许多莫名而来的游客，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更多的愿意在古村落的安逸氛围中放松自己，回归自然。浮梁古村落众多，虽然村落建筑有些许破坏，但是村落的面貌还在，村落文化还在，具备了建设生态旅游的条件。浮梁古村落的生态旅游应该主打“茶叶”这张牌，通过茶文化来吸引更多的游客。目前在浮梁的各个古村落尤其是省级和部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中都开始打造生态旅游。比如：磻溪着力复原浮北古茶市的盛况，引导游客感受茶叶市场的盛况，了解茶叶贸易中的趣事，感受博大的茶叶文化。严台村就是着力打造“茶文化农家乐”，在村外的河道两边建设生态茶馆，让每位游客都可以亲身试一试茶叶的制作。瑶里就是主打瓷器与茶叶这张牌，瑶里的古码头是昔日茶叶与瓷器贸易的主要码头，瑶里通过对瓷器和茶叶贸易的重现，让游客感受到当时贸易的繁华，感受浮梁茶文化与瓷文化的有机结合。目前浮梁古村落的生态旅游建设正在逐步展开，更多的古村落通过对浮梁以茶文化与历史为切入点，来开展神态旅游的建设。生态旅游建设的展开，既促进了浮梁茶文化的复苏，拓宽了浮梁茶叶的销售渠道，也促进了浮梁古村落的保护。

　　要求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大力推进中，我们学院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留学江苏”活动中走在前面，在近几年中先后有来自泰国、哈萨克斯坦、老挝和南非的数百名留学生来我校进行短学习或者接受学历教育，我们学校也在2016年被江苏省教育厅评为“留学江苏”先进集体，成为江苏省高职院校中唯一的获此殊荣的高职院校。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我们如何让他们尽快地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中国文化并尽快融入中国文化呢？经过几年的教学摸索与实践，将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通过课堂教学、课外体验可以让外国留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知，从而为留学生汉语的学习、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打下良好的基础。

　　茶，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茶”这一媒介，通过设计一系列的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体验活动，可以让留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课外实践等活动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更为直观、全面的认识与把握，为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知识，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与平台。

　　在中国源远流长，其起源有“神农说”、“西周说”、“秦汉说”和“六朝说”，通过追溯茶的起源，可以让留学生对中国历史的悠久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在讲述茶的历史时，可以将“神农尝百草”、“西周的分封制”、“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及六朝故事等向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对这些时代故事、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进行适当地拓展，如可以将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开天、女娲补天等放在一起讲述，也可以将“封神演义”、“荆轲刺秦王”等文学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让学生通过了解茶的历史，对中国历史、中国故事有更多的了解。

　　茶的起源，除了有“时代说”，还有“功能说”，大致又可以划分为“祭品说”、“药物说”、“食物说”、“同步说”和“交际说”，而在对茶的功能起源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结合中国的“茶”的药用功能，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适当拓展。可以结合屠呦呦因为青蒿素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实例让学生对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有初步的了解。

　　茶诗，是中国诗歌当中的一个分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典籍中，茶诗所占的比例可能微不足道，但其在艺术上的成就却不能小觑。据统计，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七首写到了茶。而陆羽的《六羡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皎然的《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将茶与佛教紧密结合，读来禅味十足：“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另外，古代大诗人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都留下了很多关于茶的诗歌。通过向学生讲解中国的茶诗，让学生对中国文人墨客的博怀和闲情逸致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并可以根据学生的中文情况，进行适当拓展和发挥，将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进行大致的介绍和说明，激发学生学习中国诗歌文化的热情。

　　茶歌，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歌舞题材，是由茶叶的生产、引用这一主体文化而派生出来的一种中国茶文化现象。在我国很多省份的地方志中，都有很多茶歌的记载。在我国有很多以茶为主题和与茶相关的歌曲，比如《采茶歌》、《请茶歌》、《茶山小调》等。在教学中，通过视频播放采茶歌的MTV，让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的民歌小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可以通过学唱的形式，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声乐舞蹈之美。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进行适当的拓展，比如向学生介绍中国传统民歌《茉莉花》、介绍中国的十大古曲、中国的京剧、黄梅戏等。

　　学生在对茶的起源、茶的功能、有关茶的诗歌、有关茶的歌舞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结合江南地区多茶场的实际，组织学生到常州附近的茶场去进行采茶社会实践，让学生在茶场通过自己采茶来亲身体验中国的乡村之美、劳动之美。并在体验结束后组织学生现场观看茶农炒茶、制茶的过程，并让学生现场品尝用他们采摘的茶制成的茶叶泡制的茶水，让他们对中国的茶事有更多的了解。当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茶艺表演、欣赏茶的绘画、品各种茶等各种活动让学生更深地融入到茶的世界，更多地了解茶的知识和文化，从而让他们尽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早地投入到中国文化的学习中去。

　　茶虽然是进行中国文化教学的非常好的媒介和平台，但是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也要根据外国留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不要求大求全，而应当以学生的汉语水平实际和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基础，力争取得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入乡随俗，在教学中讲述中国的历史时，要注意历史上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和交往的历史，尽可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或者纠纷。中国的历史渊源流长，和周围的国家有友好的交往史，但是在有些朝代也有些纷争或者矛盾，教师在讲解这部分的历史或者相关的历史传说时，要考虑到相关国家留学生的历史认知和感受，不可以因为讲述不当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或者矛盾。对于部分不适合讲的内容，教师可以不讲或者一带而过，万不可为了知识的完整性而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或者民族禁忌不闻不问、自行其是。

　　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不一，教师在选取教学资料和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全面考虑到学生的汉语水平，选取的材料要和他们的汉语水平相一致或者稍微高于他们当前的汉语水平，这样在汉语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才能充分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并让学生全程参与课堂活动。否则，如果选取的材料过于简单，则学生难以学到新的知识，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如果选的材料太难，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整个课堂教学则会成为教师的一言堂或者个人表演，学生无法跟随教师节奏进行学习或者参与课堂活动，这会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带来不利的影响，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课堂教学效果。比如，在课堂教学中选取茶诗时，所选的诗歌不要太难太偏，可以选取一些比较简单、口语化的白居易的《两碗茶》“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来讲解则相对比较简单，学生也容易理解，

　　安全无小事，通过现场采茶对调动外国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有益的“接地气”的活动，也非常有利于他们走进中国乡村，体验中国乡村文化，感受中国美丽乡村、见证中国乡村发展。但是在进行社会实践时，教师一定要做好留学生的安全工作，包括采茶前的安全教育工作、采茶前的着装、采茶中的巡视并做好相关的应急预案。如留学生要穿长衣、穿防滑鞋、随身携带必要的防蚊虫叮咬的一些外用药等，以及在采茶中遇到蛇、蜈蚣等正确的处理方法等。千万不可以没有做任何安全教育和防护工作就冒然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样如果遇到学生被蛇咬等突况则会引起其他学生的恐慌，甚至其他学生也会因此带来意外的伤害。因此，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和提前做好预案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加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进行学历提升或者短暂研修，作为教师，如何根据留学生的实际选择适当的媒介和手段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让学生尽快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从而融入中国文化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本文仅结合我院几年来留学生的教学实际，通过选用在江南地区非常常见的茶这一媒介，将茶的历史、故事、诗歌、歌舞等很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于其中，让学生在所听、所见NBA押注官网、所感中感受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积极性，为中国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尽一份微薄之力。

　　[1]潘郑重，彭庆锋.探寻跨文化英语教学中的茶文化交流[J].福建茶叶2017（3）189-190.

　　长沙是湖湘文化发源地，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五代十国时期马楚王国的“茶马互市”是长沙菜市的一个里程碑，回图务则是长沙历史上最著名的茶叶贸易机构。明代，长沙更是一跃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

　　“满火芳香碾尘，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与悠久的湖湘文化一样，在中国茶史中，湘茶占据着重要地位。湖南产茶、品饮茶历史有2000多年，湖南不仅是产茶大省，素有“茶乡” 美誉，同时又是销茶的大省。长沙市茶市场中湘茶所占份额仅为50%左右，有将近一半的茶是从国外及国内的云南、湖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方运来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炎帝葬茶乡之尾是茶陵”，这些历史让湖南茶人十分自豪，总是不由自主地生出“茶祖在湖南”的优越感来。湘茶曾以茶园面积第一、占全国茶叶出口创汇十分之一的成绩，一度成为中国茶产业的骄傲。

　　中国传统茶馆分为中原茶馆、京派茶馆、粤派茶馆、杭派茶馆以及川派茶馆。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湘派茶馆的打造势在必行，此次茶博会还举行了“湘派茶馆茶文化展示”大型活动，着力打造中国的第六大派茶馆――湘派茶馆。

　　茶叶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发展历史，具有十分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享誉海内外的普洱茶作为云南省特有的茶叶品种，在云南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历史构成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云南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普洱茶在包装设计上，一方面要能够充分体现普洱茶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另一方面则要表现其特有的民族风格与特色。本文拟从普洱茶的发展历史出发，重点分析普洱茶包装设计中的视觉元素和品牌创意两个艺术特色，以期提高普洱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中国的饮茶历史十分悠久且源远流长。在诸多种类的茶叶中，普洱茶则更为特殊，这主要是因为其具有保健功能以及独特的醇香味道，尤其是普洱茶属于特有的云南大叶种茶树。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与现代市场的新型需求，普洱茶的包装设计也在随之不断改变，即普洱茶的包装设计不但要承担起产品的主要载体，而且要融入地域文化特色，以此深化普洱茶的文化意蕴与内涵。［1］同时，由于茶包装是饮品类产品包装设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随着普洱茶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其包装设计所体现出的额外价值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针对普洱茶包装设计的艺术特色研究，推于提升普洱茶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支撑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洱茶产自于美丽而神秘的云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普洱茶的制作工艺跟随着历史朝代一步步发生变化，成千上万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传说，有神农氏开山种茶的故事，有诸葛亮“武侯遗种”的传说，也有茶始祖岩冷的“给牛马，怕得病而死;给金银财宝，怕花光;而给你们茶树，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的历史记载。［2］三国、唐代、南宋、元明清对种茶都有着明确且详细的记载。《普洱府志》记载，三国时期，其境内就开始种茶。然而最早将种植普洱茶写入历史文献中者则是唐代曾去过云南南诏的唐吏樊琸，他的《蛮书》也是普洱茶区种茶最可靠最详细的历史记载。在南宋时期，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载明，茶叶的主要地在于各大山脉，也表明了思茅是最早大规模种植茶叶的地区。［3］元朝，李京在《云南志略》中称，普洱茶在当时的元代已经成为我国边疆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明朝，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拾遗》中对普洱茶也有着生动具体的记载，在当时普洱茶已经被社会各个阶层接受并消费，普洱茶名扬中华大地。清朝，普洱茶已然进入发展的全盛时期，种植范围之大，产量之高，开始大量出口缅甸、泰国、印度等世界各国。发展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洱茶多样化发展，这一时期也成为古普洱茶与现代普洱茶之间的分水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段时期，在受到绿茶和红茶高速发展的冲击下，普洱茶曾经处于一定暗淡时期。直至1993年，台湾邓时海在其《普洱茶》中明确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这一理念之后，人们将眼光重新移回普洱茶，而其收藏和品饮价值开始得到世人重视。直到今天，普洱茶依然有着极大的反响。［4］普洱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内向外不断扩。